——本刊专访文学评论家李云雷

湖南，可谓是官场小说兴盛之地。1998年，王跃文的小说《国画》被认为是滥觞之作。2001年阎真的《沧浪之水》出版，也成为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以王跃文、阎真为代表，湖南涌现出了如黄晓阳、肖仁福、浮石等一批写官场小说的作家，全国也兴起了一阵官场小说热。然而，尽管官场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文学界却鲜有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其文学价值也备受质疑。

李云雷自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逐渐成为青年文学评论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终关注着当代文坛的创作动态，力求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作家、作品和创作倾向，并独辟蹊径，把官场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之一。李云雷认为，官场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社会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代社会运行的规则与“潜规则”，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氛围。为深入了解官场小说的创作流变及社会价值，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专访了文学评论家李云雷（以下简称“李”）。

官场小说从“现实主义”走向“实用主义”

记：官场小说为何很少进入文学评论家的视野？

李：据我观察，原因可能在于两点：一是认为官场小说是“通俗小说”，很“俗”，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值得认真对待；二是官场小说涉及很多官场内幕与权力斗争，不少人会觉得很“脏”，不愿意去触碰这一话题。

记：现在还有种称法叫反腐小说，这和官场小说有什么区别？

李：两者之间有联系，都是写官场，涉及权力斗争。不过也有明显的区别。反腐小说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有正面人物，是正邪斗争的故事模式，最后正义一方获胜。比如张平的《抉择》和陆天明、周梅森的作品。官场小说主要是呈现官场的生态，日常的运作方式，其中很难看到正面人物。近些年比较畅销的官场小说经常采用成长小说的模式，写一个小人物的成长史。

记：近些年的官场小说有很多，据您观察，官场小说在写作上有哪些变化？

李：如果以王跃文、阎真的作品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几年的官场小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王跃文、阎真的小说中，“官场”是一股巨大的“异化”力量，作者对这一场域充满了怀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适应，对其险恶有着清醒的意识；在作品的总体倾向中也有着批判的意识，至少也在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经历的叙述，重点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

而在《二号首长》（2011）、《侯卫东官场笔记》（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官场”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这里，“权力”成为小说关注的“主题”，权力斗争以及围绕权力的获得、转移、交换、分配的故事，及其规则与“潜规则”，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

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国画》中的朱怀镜、《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二号首长》中的唐小舟、《侯卫东官场笔记》中的侯卫东、《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为“成熟”的主体，他们在进入“官场”时没有（或很少有）内心的波动，天然就认同官场的规则，他们所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能否获得权力，以及如何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小说重点描述的也是他们“晋升”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目的他们的谋划、心思、手段及其经验教训。

如果说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作品。“现实主义”作品在揭示官场内幕时不无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同样在揭示官场的内幕，但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只是“客观”地呈现，同时注重总结官场上的经验教训，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作。比如《二号首长》中有这样的段落：“领导有三种称呼：一是官职，二是首长，三是老板。如果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你叫他老板，他可能非常反感，觉得太流俗太江湖气，贬低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场合，你叫他书记，显得太公事公办，叫他首长，显得太隔膜，叫老板，就亲切。而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时候，又是比较私密的场合，把所有领导全部叫首长，肯定好过别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级领导在场，而这个高级领导和老板的关系又不是非常亲密，肯定叫官职比较好。”这些官场智慧与“经验”，可以说是《二号首长》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

权力大小成为评判人物主要标准

记：王跃文先生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官场小说家，他认为这是一种粗暴的小说类型化概念。官场小说这称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在20世纪80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权力的争夺，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围绕一个工厂、一个县城或一个机关的主导权，双方同样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平凡的世界》这样描述新时期农村变迁的小说中，也有一条线索描述省级领导之间的争斗。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只是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因为与后来出现的“官场小说”相比，这些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很难让人察觉到。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与观念的斗争，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革还是保守”，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还是谨小慎微地固守传统，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矛盾。在双方的争斗中，虽然存在权力斗争，但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观念斗争的，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记:官场小说与当初的“改革文学”还有哪些不同？

李：简单来看，在“改革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场小说”中却几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等人物，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敢想敢做，勇担重任，不仅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且也获得了女性的青睐，收获了爱情。其中的优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但是“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朱怀镜、池大为，还是唐小舟、侯卫东，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但却很难说是正面人物，或者说很难以道德伦理加以判断。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或能力的大小，成为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所谓好人坏人的道德评价在此已经失效。

在“改革文学”中，尽管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在为各自心目中的事业而奋斗，他们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这样他们斗争的手段便多是能摆在桌面上的，较少有阴谋诡计。而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则不同，首先斗争的目标不是“公心”而是“私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斗争的手段则更加多种多样，其中不乏阴谋，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凶杀人等非法手段——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记：但也有人说，一味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有些脸谱化甚至道德完美主义倾向，无法简单用好人坏人的道德评价，是否正好揭示了人在大的时代背景下的复杂多面性？

李：是这样的。但现在的“官场小说”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小说中的人物抽象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甚至没有底线，没有更高的追求。这同样也是对人的丰富复杂性的一种简略，也是我们应当反思的。

官场小说里有一种积极奋进的精神

记：晚清就出现过《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这样的作品，今天的官场小说是否与此相似？

李：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官场小说更接近晚清的这些“谴责小说”，在对官场内幕、社会乱象的揭示上，两者有着种种相似之处。这让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轮回之后，充满尔虞我诈的“官场”又回到了中国社会之中。而小说对“官场”的集中关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类型文学，这在中国之外还很少见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区分，就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种种不同，比如叙述的模式和态度。

记：有人认为，官场小说是低于现实的，拿现在揭露的一些官场案例看，其情节比小说还要精彩，您怎么看？

李：现实生活总是比小说精彩，具体到官场小说也是这样。但另一方面，文学应该不仅仅忠实于生活，还要有自己的思考与选择，有审美的理想和对世界的善意。

记：那么，写官场小说的价值是什么？

李：官场小说里有一种积极奋进的精神，这也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虽然小说中奋斗的目标可能是个人的升迁等可以反思的因素，但这个不断奋斗的过程本身，也体现出了国家在发展中的一种朝气。还有，官场小说对当代中国的经验，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有很好的把握，描写得特别细致。当然它们的可读性也比较强。官场小说体现了社会的精神症候，也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的一种镜像，我们可以对镜中之像加以批评，但却无须归罪于镜子本身。

记：近几年，有没有出现比较好的官场小说？

李：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官场小说”有了很大的变化或转型，甚至可以说已经发展成了新的“反腐小说”，其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比如陶纯的《一座营盘》、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张平的《重新生活》，以及杨少衡的中短篇小说等，这些作品都关注“官场”，但跟以往的官场小说不同，从不同角度对官场腐败生态与文化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反映出一种新的时代气象，也对持续至今的反腐败斗争做出了积极回应。可以说展示了一种新的想象政治的方式，即不再将政治简单地理解为权力斗争，而重新将政治与理想、信念、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等超越性内容结合起来。这些作品受到了大众普遍欢迎，既反映人民对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向往，也显示出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取得的巨大成效，更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承担精神与思考力度。

来源：《清风》杂志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