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不仅关注边疆地区作为"自由空间"在地理，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独特性，而且通过边疆的内在运行机制来探讨边疆与中原的关系，从而提出"从边疆发现中国"的观点。这种思考是有启发意义的，也正是因为边疆的存在，中原才有意义。文学也是如此。就唐诗而言，以边缘形态存在的西域和岭南地区，在唐代诗歌艺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沿着这一思路，我们重新认识唐代文学，从异乡的角度来看待唐代诗歌的新变化。它是一个新的视角，是对以往从诗歌内部研究唐诗的有益补充，有助于加深对唐代文学的认识。"。

唐诗发生的地理空间主要有三个:一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核心文化圈"，二是以巴蜀，荆襄，吴越为主体的"次文化圈"，三是以西域，岭南为主体的"边疆文化圈"。"在初唐盛唐诗歌的演变过程中，除了自身发展的规律外，外在因素是推动诗歌发展的关键。区域因素居首位，尤其是外来因素的影响。e。边界文化圈）因素对诗歌的影响值得关注。"初唐诗坛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以《风和》，《英志》，《酬唱》，《给答》等诗歌为主，与南朝文学的发展相比变化不大。异域"进入唐初诗坛，诗歌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唐代典型的"异域"是西域和岭南。西域书写以边塞诗为代表，岭南书写以贬谪诗为代表。"初唐时期，长安聚集了最杰出的诗人，他们以宫廷为中心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这些诗歌在形式和技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题材狭窄，视野有限，并不能代表唐代诗歌的最高水平。《沧浪诗话》:唐代好诗多为驻军，流放，游历，离别之作，往往能打动人心，激发人心。严羽从题材的角度对唐诗作了总体评价，但从"外来"文化的角度看，驻军题材最好的是西域边塞，流放题材最好的是岭南流放。"此外，在贬谪诗和贬谪别离诗中，关于岭南的诗因距离遥远，情感体验最强烈而富有冲击力。驻军游记诗和启程诗中的西域题材诗，将战争氛围与疆域拓展相结合，呈现出新的特点。"可以说，唐代严羽的好诗，与西域，岭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个地区的诗歌在初唐和盛唐时振聋发聩，开拓了诗歌的境界。"。

西域诗歌与岭南诗歌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模式。前者来自驻军文学，疆域拓展的梦想与个人成就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盛唐壮丽边塞诗的特色。宋代以前，中原地区的开发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因此，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来看，西域的想象世界与西域的现实相得益彰，形成了昆仑、流沙等重要形象。随着汉代西域的发展，西域意象逐渐出现在咏仙诗和旧乐府中。唐朝以前，西域意象在诗歌领域非常有限，并不典型。然而，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楼兰、蛟河、轮台、北庭等西域意象又有了新的变化，对边塞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李白：“愿剑下腰，直为斩楼兰。”王长岭：“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折楼兰不回。”高适：“马蹄穿月洞，而剑法指楼兰。地出北朝，城西临寒海”，二者气势恢宏，与盛唐精神相一致。同时，它也浓缩了一些西部地区的新形象，天山就是其中之一。如王维：“折鼓，翻远海涛，乱鸣天山之月。”李白：“月从天山升起，浩瀚云海。”“洗兵扶浪，让马出天山雪。”岑参：“再见，这些诗中的天山山脉，衬托出广袤壮丽的意境。唐代诗人中，到过西域的诗人屈指可数，如来几、罗宾王、岑参、张玄明、小马等。除了岑参留下了大量关于西域的边塞诗，其他诗人关于西域的边塞诗也非常有限。岑参前后两次来到西域，他对西域的认识是最具体、最深刻的。他的边塞诗在整个唐代是无与伦比的。”唐寅恪“认为他的诗《还算精致的主景》。这一“主景”自然涉及他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与高适、王长岭、王维等不同。其他边塞诗人的诗歌多为朔风、彭草、胡麻等，而岑参的诗歌则进一步具体化，如《告别火山云》《景火山》《七中作》《笠美河焉耆》等。，它更直接地将边塞诗的“差异”表现在读者面前，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开拓新领域的激情也形成了对比美学，创造了“雄归”的诗性境界。月如烟霞，西山如火海，火海如火海，火热如火写：“火海如火海，火热如火。”西边写着：“火海如火海，火热如火。”。岑参的边塞诗因其对西域的书写而成为古今之首。

　　与西域相比，岭南完全呈现出相反的情景，因为是贬谪，“荒蛮”的景象与个体人生的低潮纠结在一起，诗歌具有低回宛转的特点，情感真挚而深沉。初唐以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开启了岭南诗歌的新纪元，这些诗歌情景交融，对打破沉寂的初唐诗坛功不可没，如宋之问《度大庾岭》其一：“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这是一首成熟的五律，首联写离别中原时的踌躇，颔联魂、泪相对，南翥鸟与北枝花相对，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反差，颈联看似写景实为写情，尾联直抒胸臆。这首诗“气格声色兼备”（许学夷《诗源辨体》），在初唐诗坛别有风味。这样的贬谪行旅诗如杜审言的《旅寓安南》，沈佺期的《入鬼门关》《初达[~符号~]州》《度安海入龙编》，宋之问的《早发韶州》《早发大庾岭》《鬼门关》《发滕州》等，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诗中作者常将岭南看作是“魑魅”之乡，情感指向绝域、极边；从空间看，形成了“中心”与“边缘”二者之间的对立，陌生的空间对作者来说是极大的不幸，但是对诗歌来说又是极大的幸事。北斗对南风、北斗对南荒，江北对岭南、南溟对北户、北极对南溟，京华对边地，不仅有南北空间的对立，而且也有新的物象如桄榔、薜荔、卢橘、杨梅、含沙、女草、鳌、鲸、蛟螭、瘴疠入诗，一方面使诗歌“陌生化”，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些物象成为新的诗歌意象，恰是对初唐诗坛以长安、洛阳为核心的“中心”书写的回应。这些诗歌在情感上不再是无病呻吟，而是句句落到实处，掷地有声。这种空间的对立，对对仗精工的律句的形成无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翻检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人在岭南的诗歌创作，最直观的印象便是状物写景愈加精工，近似排律的诗歌逐渐增多。这些贬谪岭南的诗人，情感绝望，对新事物多怀鄙夷之情，但是有意无意中也使岭南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对此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初唐以后贬谪岭南的文人大量增加，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如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牛僧孺、李德裕、李绅等，宋代文人如姚铉、寇准、苏轼、苏辙、黄庭坚、范祖禹、秦观等都曾贬谪岭南，而且多数文人都有大量诗作传世，中唐以后对岭南的审美也由排斥到逐渐接受，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审美文化。

　　王昌龄认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唐代诗歌中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既有不同的物境，也有不同的情境，物与情合，最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因而唐代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在内容、艺术形式、境界等方面都对唐诗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域代表疆域的拓展，岭南则代表荒蛮之地，皆为“异域”，亢奋与落寞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遥相呼应，两个地域都与政治前途密切相连，皆处“边缘”，却无形中观照“中心”，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是互相塑造的共生体。这种书写对唐代文学乃至后世的文学都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