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非小说热持续：“中国三明治”、“真人故事工程”等非小说写作平台活跃在公众视野中。以何炜的《中国之路》和《江城》为代表的纪实文学的社会影响仍在继续。作家王安忆也在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中开设了一门新的非小说写作课程。作为一个虚构的项目，非小说写作意味着什么？如果非小说写作是进口的，中国的创作者应该如何照顾中国的现实？在日前在南京举行的“中国非小说与非小说中国·沪宁双城文学研讨会”上，作家、学者和媒体参与者对中国与非小说创作进行了探讨。

在研讨会上，一些人认为非小说填补了日益萎缩的小说流派的现实。作家袁玲认为：“我认为现在的小说处于一个很大的两难境地。因为我们想创造似是而非的满足感体验，它已经走得太远了。这是一个白日梦，这将缩小和失去对现实的思考。语言也是如此。说到小说，我们发现的总是封闭、自满和自恋的语气。”更多的参与者通过关注非虚构文章（包括新闻报道和社会学调查）来表达兄弟、管家阿姨、三河青年等，探讨了非小说关注普通人的合法性。

有趣的是，虽然中国著名的非小说作家彼得·赫斯勒没有出席，但参与者们不断提到他的名字和以他为代表的美式非小说创作。用诗人穆耶的话说，人们多次谈论他，这证明了“我们缺乏非小说创作”。

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是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和金立共同发起的一项长期的文学研究项目，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与评审人员共同完成了主题研讨会的对话与讨论。曾举办过《文学与青年写作》、《城市观展》、《世界文学与青年写作》三期。

非小说如何回应现实？以外卖哥和管家阿姨为例。文学如何回应现实的问题贯穿于整个研讨会。金立在主旨演讲前的讲话中指出，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体裁似乎无法应对当今时代，无法与时代建立真正的联系。因此，创作者需要改变视野，寻求非小说化的可能性。有趣的是，他最近的阅读经历也回应了这种对小说的焦虑。在读陆内的小说《雾中漫步者》时，他发现其中一个女主人公在故事开头就喜欢读诗，属于“一个非常规范的文艺青年”。在故事的中间，这个角色消失了。当她再次出现在故事的后半部分时，她已经变成了一个躺在地上的女记者。人物的转型似乎透露出信息，即非小说性是对文学气质和文学青春属性的超越，这让金立怀疑小说是否还有现实的力量。

在接下来关于非小说创作主题的讨论中，这种质疑变得更加突出。作家谭宝以《人物》杂志的《外出骑手，困于体制》为例。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文章描述了送车哥从电瓶车的超速和逆行中体验到了平稳感，以及对自己身体、生活和工作的掌控感。超速行驶超过了那些遵守规则的人，超越了城市里的白领和上班族，他们不仅是为了赚钱而超速，而且是为了控制感而超速。这部非虚构的作品超越了以往的刻板印象，给读者带来了一定的新鲜感。这样的描述，使得外卖不再仅仅是可怜可怜可怜的“他者”，或者纯粹被资本链剥削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