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低地价建设人才高地，摆脱对房地产和土地金融的依赖，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

长沙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房价与收入的合理比例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扭曲并不是必然的，它可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更好生活的需要，提高城市化率，而且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

长沙避免了房地产金融的发展。在供应方面，长沙市政府控制着土地价格年均上涨0%至2%，而商品房的利润率限制在6%≤8%。在需求方面，实施购买限制、销售限制、贷款限制政策，例如，第一套公寓的合格买家在四年后购买第二套；二手房销售要求更为严格，完全结束了炒作。

长沙市的政策目标是通过房价下跌建设人才高地，摆脱对房地产和土地金融的依赖，走出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放弃短期政策利益(土地金融)，换取长期健康的经济发展。这一逻辑的关键在于，在资源占主导地位的大城市，高房价阻碍了人才的吸引和制造业的保留。长沙可以通过低廉的房价吸引人才和工业资源。应该说，长沙已经更成功地实现了它的目标，越来越多的投资在高科技制造业。

从长沙模式看，房地产业可以得到有效的管理，关键是城市当局要注重长远发展。在地方政府中，由于官员任期的关系，很容易形成绩效竞争。一些城市管理者希望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任期内，通过土地拍卖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取得明显和数据支持的业绩。然而，房价的迅速上涨大大提高了房价与收入的比率，导致贫富差距，经济成本的上升也将影响当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香港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性金融和法律服务，北京和上海是两个以国家资源为支撑的服务城市，在金融，教育，科研，文化，旅游，总部经济（央企或跨国公司）等方面具有优势。此外，中国其他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发展主要依赖制造业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活动。中国其他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也基本都是区域性制造业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由工业化进程推动的。随着区域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吸引更多的人口形成城市规模的扩张，创造更多的服务业需求，从而带来更多的人口流入。

但中国扭曲的房地产市场导致了一种现象，即依赖快速制造业繁荣的城市由于房价上涨而削弱了自身的优势。大量制造业企业迁往其他地方，高房价阻碍了人才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工厂缺乏核心技术的竞争力，因此对不断上涨的成本极为敏感。这使得城市的发展逐渐放缓，经济调整面临压力。

中国本可以依靠世界工厂地位，从制造业税收中逐步获得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然而，地方政府利用过高的土地融资来弥补低成本的工业用地和制造业税收优惠，这最终损害了制造业的转型：当制造业转型和升级时，它会受到高房价的影响。

如果像长沙这样的城市长期关注控制房价，目前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阻力就不会那么大。就像依靠土地融资来取得政治绩效一样，现在的城市管理者必须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以降低其任期内的风险。要顺利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就必须改变房地产市场扭曲的局面，缩小贫富差距，增加消费，提高城市化率和生育率，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实体经济。